颌面、颈部战伤的救治，是战伤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战伤救治的重要内容。

1 颌面、颈部战伤的流行病学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各国口腔颌面战伤发生率为3.7%～4.8%[1]；另有统计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和俄国的颌面部战伤占全身伤的4.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军队颌面部战伤占全身伤3.4%[2]；而美军在二战期间颌面伤占5.3%，朝鲜战争中美军这一比例为8.6%[3]；Mabry等[4]统计1965～1972 年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头颈部战伤发生比例为43%；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头面部战伤占全身伤13%，在车臣冲突中的比例高达19%；Gofrit等[5]统计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头颈部战伤比例为33.7%；Hodalic等[6]统计在1991～1992 年的斯洛文尼亚战争中，斯洛文尼亚军队头颈部战伤比例为38%；1991年美军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统计显示头面部战伤比例为17.3%，颈部伤比例为4.3%；Scope等[7]对1996～1998 年以色列战伤资料统计显示，头面部伤占全身伤24%，颈部战伤占12%；Mabry等[8]统计的美军在索马里Mogadishu军事行动中战伤资料显示头面部伤占全身伤36%，颈部伤占7%。Lakstein等发现2002 年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头颈部战伤比例为54.2%；Wade等[9]统计2004-3-01～2004-09-30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创伤登记中心的数据显示，收治的战伤患者中头面颈部伤占39%。Rustemeyer等[10]研究1982～2005 年发生在黎巴嫩、斯洛维尼亚、克罗地亚、伊拉克、索马里和阿富汗的局部战争，颌面战伤伤员的致死率高达10%～14%。

我军有关颌面颈部战伤研究资料较少，朝鲜战争中，我志愿军头面部伤从1951 年的15%增加至1953 年的21%，1953 年夏季进攻战67 军资料显示，颌面伤伤员占伤员总数为6.7%。在我军抗美援朝战争中后方区医院248 例颌面部伤员共有323 处伤部，其中下颌部伤最多，占总数的47.1%，眶部伤次之，占总数的19.5%，最少的为外耳部伤，占总数的2.9%。西南边境作战中，颌面颈部战伤发生率上升到9.8%，且呈现弹片伤多、非贯通伤多、轻伤多和多发伤多的特点。

2 颌面颈部战伤机制

2.1 颌面颈部枪弹伤

2.1.1 子弹的直接撞击作用 当弹头侵入皮肤时，弹头前端顶入皮肤，使皮肤出现锥形拉伸变形，弹头给皮肤的压力是径向压力，从而引起皮肤圆周的张力，而且圆周任意一点上的张力大小基本一致。由于弹头在飞行时旋转前进，造成皮肤表面切线方向的擦伤；当高速旋转的弹头的径向力和侧向力超过皮肤弹性极限时，就造成局部皮肤缺损。人体损伤程度取决于弹头传递能量的大小及传递速度。

Hollerman[11]认为高速投射物对组织产生前冲力及侧冲力造成组织挤压与撕裂，首先表现为盲管伤和穿通伤。投射物穿透、离断或撕裂的组织，形成原发伤道。投射物动能大则易形成贯通伤，动能小易形成盲管伤，投射物多停留在组织中。原发伤道为损伤最严重的部分，清创术中一般需切除。

2.1.2 瞬时空腔效应 高速飞行的投射物进入组织时形成激波，并以很大的压力压缩弹道周围组织，使组织向周围膨胀扩张而发生迅速移位，形成一个比投射物大几倍至几十倍的瞬时空腔。这种膨胀扩张作用是由于形成空腔的内部压力大于环境压力之间的压差造成的，瞬时空腔内压力最大可达100～200 MPa，持续0.2～2 ms后空腔开始收缩，经过反复膨胀、收缩7～8 次，空腔内压与环境压力相等，最后留下永久性创道，留下较大范围的组织损伤。整个过程约需5～10 ms。这种投射物在机体内形成瞬时空腔而致使创道周围组织和器官受到损伤的效应，称为瞬时空腔效应。1941 年，Black等用电火花摄影技术，首次证明了瞬时空腔的存在[12]。瞬时空腔效应被认为是造成伤道周围组织广泛损伤的主要机制。Marshall[13]认为颌面部软组织较少，致伤时不易出现瞬时空腔效应。20世纪80年代末，以周树夏教授为首席科学家的一批学者首次证实射速为1 500 m/s，质量1.03 g的钢珠致狗颌面部损伤时，瞬时空腔效应的存在，并发现空腔直径为钢珠直径的10.5 倍，但颌面部的瞬时空腔小于身体其他部位[14-15]。陈渝斌等[16]采用有限元方法模拟颌面部瞬时空腔的发生过程，发现子弹进入肌肉组织后，其入口处立刻出现与入射方向相反的肌肉模型单元激溅现象，继之出现一条不规则的通道，数毫秒内通道各部分以不均匀的速度膨胀，形成一个形状不规则的空腔。子弹穿过肌肉组织模型以后，伤道周围组织有明显的膨胀及收缩过程，从计算机生物力学仿真的角度证明了瞬时空腔的存在。